迪利普·梅农（Dilip Menon）
南非金山大学国际关系系、非洲印度研究中心
戎渐歆(访、译)
《文化纵横》编辑部
【导读】对全球南方学者来说，当前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什么？南非金山大学教授迪利普·梅农认为，是非洲家庭选择购买比亚迪、学习普通话、将中国视作自己孩子的未来所在。值此国际秩序逐步崩塌、美国霸权衰退、欧洲内部分裂之际，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中国对全球秩序的倡议，勾画了一种不同于帝国主义等级制的全新蓝图。
在本次访谈中，梅农分享了他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的思考。他指出，摆脱西方知识霸权，绝不意味着陷入复古怀旧、拘泥本土经典的”溯源“式回归，而是应该倾听普通民众日常话语与生活经验，从当下的、民间的鲜活表达中提炼思想资源。在以殖民帝国为基点的阶段划分之外，还有其他并行的历史进程，发现这些脉络，意识到时间、地理的多重性，将有助于我们面向未来、”重新开端“，构建更具现实性的新知识计划。
梅农特别强调了全球南方内部“对话”和“联结”的重要性。他提出，全球南方的共鸣与对新知识体系的热切，建立在共同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关切之上。这种联结超越了地理的比邻，为广泛的团结和凝聚提供了土壤，从而催生一种对全球秩序的新想象，而非复制殖民时代基于等级制的权力格局。在当下，这种联结可能体现为网络上跨越国界的民间交流，中非密切的经济合作，以及时代变局对民众生活切实而具体的积极影响。它提供的并不是另一种“权力”，而是另一种“想象”——“想象的力量永远会胜利”。
本文为《文化纵横》原创访谈，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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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31期 总第311期
《文化纵横》：首先，我们来谈谈内化的殖民性，或者用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的话说，“西方在我们体内”（the West is inside us）。如今，主流社会科学频繁使用“后殖民”这一术语，仿佛殖民主义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您强调，殖民主义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身体，更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且它远未成为历史，而是一个仍在塑造我们知识生活的持续进程。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到帝国主义。全球的知识秩序是如何被它们塑造的？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依然必须重视这些遗产？
迪利普·梅农：我认为可以从多个角度思考，因为你提出的问题范围很广。首要问题事实上是环绕我们的各类话语体系。它们看似说明了过往的历史状况“已被超越”，实则仍将我们禁锢在权力关系所预设的界定框架之内。让我们举个例子——“冷战”。这个概念现在太盛行了，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它。但对我们大多数亚非人民而言，这一时期实则充斥着后殖民暴力、政治暗杀、军事政变与局部战争。这些冲突皆由当时美苏两国的角力驱动，期间还伴随着中央情报局大量的干预行动、“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创建等一系列事件。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人类学家安·斯托勒（Ann Stoler）所说的“帝国持存性”（Imperial Durabilities）。这意味着我们亚非地区的知识生产受制于以欧美为核心的学术政治经济体制。如果你想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你读哪些东西、如何写作、引用或不引用谁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严格的门槛。因此，在这一切尚且以全球北方为中心时，从我们的地域产出新知识是一件艰难的事。从这个角度看，“后殖民”的概念在我们所处的语境下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帝国主义正以其他方式持续存在。
所以，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对话应该围绕什么展开？以“全球南方”这类概念思考又意味着什么？当然，这里的关键在于，“全球南方”也是一个虚构的范畴、一个想象的概念、一个构想中的地理空间——而且这不仅仅关乎后殖民世界中的精英阶层及其虚假意识。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对话，正是基于对新事物、新知识的渴求而建立起的联结。我在中国——或者说我去过的两座城市，北京和上海——参与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人们相当投入。这些交流总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们不得不吃午饭或晚饭。为什么我们对此感到如此迫切？我想我们都有同感：我们的思想对自身而言至关重要，却在他人眼中无足轻重，因为存在知识等级。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该让这些情况影响到我们吗？
我想这就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我们要意识到，对话应该与那些有着相似困境、相似的未来愿景、相似的经历的人进行，这是很重要的。当我去到东欧、非洲、中国，我发现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与他们展开交流，讨论彼此的共同经历，哪怕我是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第一次遇见那里的人。但我们之间存在一种联结感。我认为这种联结感，正是产出新知识的前提。
《文化纵横》：我的第二个问题紧承您刚才的回答。是的，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学者迫切地追问同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何处寻找新的去殖民理论？这也契合您近几年的研究重点：如何开启一个新知识计划？您提出“回到起源”（back to the origin）与“重新开始”（beginning again）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前者，也即回归神话般的、纯净的前殖民时代的“起源”的诉求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复古浪漫主义往往会强化它原本试图抵制的殖民范式。相反，您倡导我们“重新开始”。那么，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确切区别是什么？
迪利普·梅农：我认为这个问题背后首先是阿根廷哲学家所说的“殖民创伤”（colonial wound）——我们被切断了思想传承，导致我们对过去的认知与当下脱节。这在其他地区并非如此，那里几乎有着从柏拉图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连贯历史。而对我们而言，比如说，孔子的经典能否融入日常对话？能否成为我们思考友谊、政治联结的方式？这一切都要打上问号，因为我们对那些古典体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也无法轻易回归。对我来说重读《奥义书》、对你而言研读孔子，这都不是简单的回溯，需要专门的训练，需要投入精力去理解那些并不直白的语言。我们已经习惯了现代人直白的沟通方式，如果我和你交谈时频繁使用隐喻和意象，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个很古怪的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失忆？后殖民国家的应对方式往往是回归“被建构的过去”，建立与过去的虚构联结，却不付出任何智识上的努力，对吧？于是，古典印度哲学、古典伊斯兰哲学等等，都沦为了隐喻而非鲜活的存在，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些知识体系本身也根植于我们想要摆脱的等级制、依附关系与权力形态，而西方哲学恰恰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自我反思工作。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深信人类的不平等，不认为女性与男性平等，他们的思想根植于奴隶社会，认为奴隶制是合理的；再比如启蒙运动的奠基人康德，他是厌女者、种族主义者，但这并未阻碍我们去研究他们。
我们就像雕塑家，要从这些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提炼出适用于当下的内容。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对自身的哲学遗产所做的工作：不仅要重新联结，更要通过注解、持续思考、深刻反思，明确这种联结的意义。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的课题。
这是我想讲的两点。另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则是，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开始”？这总是最重要那件事，就像列宁曾经问过的那样——“怎么办”？此外，即使我们决定重新开始、立足当下思考，当下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存续至今的等级制，人与人、知识与知识之间的不平等。我并不倡导当下主义，以今度古，回头去问“孔子是女性主义者吗”是完全时代错置的。我真正主张的是，我们要从当下出发，问自己：如何改变我们周遭的世界？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更美好、平等、持久的情感联结？如何在世界上合乎道德地生活？当代的政治资源、我们当下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与我们曾经拥有又一度失落的遗产展开对话？
我认为这就是“重新开始”与“回到起源”之间的区别：大多数右翼民族主义项目看重的是“起源”，认为过去到当下之间存在某种不间断的谱系。但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二者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结，就像欧洲人将柏拉图与福柯的思想并置研究一样。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当下的对话也应当是彼此之间的交流，而不仅仅面向全球北方。
《文化纵横》：事实上，在中国，我们一直在学习孔子的著述，甚至也是我们教材中的必修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殖民创伤”或许并不体现为一种彻底的断代，因为人们仍在现代生活中应用从他的典籍与思想智慧中提炼出的诸多概念。你描述中的印度的情况，或其他教育体系曾被彻底殖民化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创伤”，是否与此有所不同？
迪利普·梅农：我接下来要说的可能对你而言颇具争议，但你要知道，所谓的“知识工程”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网络自然催生的，而是由国家推动的。比如中国重拾孔子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由国家主导的，就像给婴儿提供预消化的食物，让你无需自己去吸收。这个定义或许过于极端，但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项目向民众灌输诸多来自过去的口号，这些口号与真正的过去脱节，却被包装成历史传承。比如宣称印度以“非暴力”为根基，这一传统可以从甘地一直追溯到公元前数百年；或者是被反复宣扬的“天下一家”（The whole world is our family）的观念。但它与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并存。它也与印度对特定群体的排外倾向并存。所以，当我们审视这一切时，我们必须追问：这些如今成为日常认知的一部分的口号，究竟掩盖了什么，模糊了什么？这正是我们需要与过去建立真实联结的地方——要让过去对作为个体的我们产生意义。
的确，知识计划确实关乎民族意识的构建，毕竟国家需要它来进行治理，也需要它来构建对未来的统一愿景。但个体也必须对此负起责任。因为归根结底，国家是由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交流构成的。
《文化纵横》：您刚才举的两个例子，就是所谓的浅层的“重复”，对吧？
迪利普·梅农：没错，当我们谈及“重复”时，它显然有两层含义：一种是不经思考的重申、对观念的机械复述；另一种则是不断回溯过往的知识形式，沉潜其中、深刻反思，这才是更艰难的工作。
《文化纵横》：当我们以不浪漫化的方式回归历史本身后，可能会发现许多认知并非“向来如此”。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全球南方之间的跨区域联结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事实上，我们当下社会科学中的诸多概念范畴，是殖民时期的发明。那么，如果要开启一项新知识计划，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既定的理论框架？
迪利普·梅农：我认为我们需要多元介入（multiple engagements）。没有什么是单向往前的，甚至是时间——即使我们往往倾向于将它想象成一支笔直飞远的离弦之箭。但我们必须接受世界上存在多重时间：宗教的时间、家庭的时间、农业的时间、工业的时间、国家的时间、个体的时间，诸如此类。一旦接受时间的多重性，我们就会意识到地理空间也存在多重性：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总是不同。类似地，由于各自的不同历史，北京和上海给人的感觉和实际状况也不同。我在上海时，会联想到芝加哥、约翰内斯堡，或者那些19世纪兴起的大城市。
既然我们生活在多重时间与多重地理空间之中，我们也应当基于这种多元性去思考知识的形态。我在日本时，当地人会反复提到印度是“西方净土”，以及联结两国的佛教历史。但当代印度基本已经遗忘了我们曾在这方面与日本有某种深度的“地理”联结。再看中国，法显、玄奘都曾前往印度，也处于这一宏大的佛教地理联结之中。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联结。我来自喀拉拉邦，1956年，这里经由选举产生了印度第一个共产党政府——印度共产党决定转向议会斗争，是因为刚独立的印度政府不允许革命活动。1948年，印度爆发了一场与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印度共产党路线相呼应的革命尝试，但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我采访过许多参与过那场斗争的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他们都说，即便在狱中，他们也始终想着：中国正在奋勇向前。
这便是一种“并行”的想象能发挥的作用。这也是为何当我们回顾殖民历史时，需要思考我曾经论述过的“旁殖民性/殖民旁生”（paracoloniality）——在殖民帝国的秩序之外，还有诸多事情在同步发生。早期的地理进程不止由帝国塑造，正如直到今天，我们也会在谈论“帝国持久性”的同时谈论“全球南方”。因此，这些知识、地理、时间之间，始终存在辩证关系。这值得我们思考。殖民主义绝没有使我们的想象力耗竭。
有些人，比如鲁迅，他身处殖民时期，却又超脱于殖民时间之外。他构建的虚拟世界，从殖民历史之前汲取了养分，而当他面向当下的我们时，他的文字又仿佛在殖民之后的时空中发声。在他的文本中，多重时间脉络交织共存，这也是我们至今仍研读其作品的原因。否则，人们只会简单将他归为殖民时期的作家而已。
《文化纵横》：在讨论“重新开始”时，您还提出了一种方法论：倾听民众，从日常语言中提取理论。你特别指出，这与标准的学术实践是不同的。很多人都被这个理念吸引，但也好奇它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在新知识计划中，这种“倾听”与“民间理论化”到底应该如何开展？
迪利普·梅农：我们常常假设革命政治活动与我们在房间里、图书馆里的工作是割裂的。其实不然。对我而言，毛泽东在这方面一直是启发者。想想毛泽东的著作，他始终将思考与来自周遭现实的知识紧密结合。所以他的那些经典论述——“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是如此直白易懂，对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思想源于他的学识与民众政治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起点。
其次，思考新知识意味着什么？为何我倾向于用“民间理论化”，也就是从民众口中诞生的理论，来定义新知识？现在我们一谈到“新知识”，就立刻开始讨论如何溯源。这样的研究高度依托文本，充满迂腐的学究气：一味回归特定典籍、回归所谓的“理性传统”或各种各样的“思辨传统”。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产出易于传播的新知识，就必须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对话——这些对话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反思政治、伦理、社群、友谊、爱情等诸多范畴，只是我们的傲慢让我们无视了这些知识形态。但毕竟，社会的凝聚并不是来自人们信奉的某种理论的。凝聚力源自人们相信彼此，愿意超越冲突与暴力和平相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总是美好的，你我都清楚这一点，但许多矛盾是可以通过这种对话化解的。
所以有两个核心，一是民众的口头话语，二是对话本身。这两者都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应当成为对话的空间，我们在既定的知识结构、来自我们的大学的知识结构之外，同彼此联结。中国、印度、南非的大学在这一点上并无区别——都以全球北方为导向，推崇美国的学位、欧洲的知识，至今未能摆脱这一思维定式。但仅仅对此愤怒是不够的。民间理论化的工作恰恰可以从此开始。它会让我们从一些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比如所谓的“需要补齐300年的知识差距”云云。这就是我想讲的东西。
《文化纵横》：我发现这里有个有趣的反差：同样强调“来自民间”，很多全球南方知识分子试图构建本土概念时，会本能地转向古代经典、口头文学、历史文献等传统材料，从中挖掘原生的范畴与概念。但这和您说的“民间理论化”是不一样的，对吧？您强调的是当代的、日常的鲜活经验，以及如今的民众正在使用的语言。
迪利普·梅农：巴西人类学家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将这套方法称作“哲学人类学”。一方面，它遵循人类学或民族志研究的范式，即倾听周围人的声音。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也需要对日常生活展开哲学思辨与二阶反思。这其实并非全新的理念，部分思想甚至可追溯至维特根斯坦，有着清晰的哲学谱系。我认为这正是现在应该做的。“倾听身边的人”并不是平庸的研究方法。我们要深刻反思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又是如何构建的。
《文化纵横》：我想和您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网络社区的公共讨论中，他们关心社会与国际议题，用自己发明的概念解读现实、阐释生活经验或描述观察结果。这些用于极具灵活性与本土性，我甚至很难立刻找到恰当的英文对应表达。这听起来很像您所说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理论化。您在国际社交平台上有观察到类似现象吗？您怎么看？
迪利普·梅农：是的，我认为这很重要。你看，我们这些学术工作者往往只关注文本、实物资料等，但我们身处一个社交媒介、图像生产、非学术对话、非国家与民族层面的对话联结世界的时代。这些对话是跨国的、多语言的，让人们凝聚在一起，而这种对话需要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体现在新词汇的创造与不断打磨中——一个词在特定语境中获得意义，随后传播、被讨论，如此循环。
我认为，全球想象力正是通过社交媒介构建起来的，如今有了各种翻译工具，即使你不懂普通话、孟加拉语、印地语也没关系。在这样的交流中，在翻译甚至误译的过程中，新的观念会不断涌现。
社交媒介让人们以极快的速度彼此联结，而联结正是人们始终渴望的。五十年前，我们有笔友，你给远在新加坡的人写信，要等两周才能收到回信。现在沟通是即时的。这让人充满希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很清楚，社交媒体也是个充满恶意、贬斥他人的空间。它并不是超脱社会之外的。你会在上面看到非常父权主义的观点，看到大量厌女情绪、沙文主义，等等。但在这些混乱中，在这些尖锐的对话中，也诞生了值得我们思考的新观点。
不过，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当我们说“倾听民众”时，还有另一个层面。不止是关心“身边的人”，在面对环境、生态等全球危机时，我们也需要接触本土知识——这对我们来说和孔子或古印度哲学一样晦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回归了中国早期现代政治想象：如何与农民对话？如何与原住民群体对话？我们能从那些真正熟知土地、海洋、自然的人身上学到什么？因此，我认为这项新知识计划也必须极具本土性与地方性——倾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他们的环境、历史、谱系都不一样。
所以它包含两个维度：其一是社交媒体，它高度现代化；其二是本土智慧，对我们这种现代个体来说，它或许看起来属于另一个时代——却又真实地与我们处在同一时空。
《文化纵横》：您提到了全球危机，这正是我接下来想问的。我们正处于历史剧烈变革的时刻，旧有的结构——西方霸权、美欧联盟等诸多秩序都在动摇。与此同时，新的战争、新的冲突、新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这看起来好像是“重新开始”的空前机遇，不仅在智识层面，更是实践层面。这些面向未来的新事物，能否成为我们期待已久的全新起跑线？全球南方学者该如何更直接地立足这些当代具体问题，构建自身的框架去阐释它们？
迪利普·梅农：没错，我们身处多事之秋，这也是旧世界的终结时刻。正因此，很多人感到自己难以预测未来，无法轻易做出判断。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许多看似永恒的东西都有终点——苏联解体了，种族隔离制度消亡了。它们都曾让人觉得牢不可破，但如今皆已不复存在。
我们如今正在见证昔日的冷战秩序的瓦解。美国与欧洲结为同盟，成为后殖民暴力的大背景，战火由此从欧洲转移，蔓延至亚非各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欧洲脱钩，引发了欧洲内部的危机——他们无法确认自身的定位。而对全球南方而言，当我们思考这件事时，许多人仍抱着陈旧观念，认为欧洲是知识的中心，所有知识都以欧洲为中心。但如今的欧洲已失去了统一的身份认同，在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西欧与东欧之间分裂，中欧则处于模糊的中间地带。
你也能在欧洲看到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角力，就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威权统治、民粹主义、煽动性言论，这些一度被视作“第三世界问题”，如今却出现在欧洲的核心地带。有人认为这是民主的病症，有人对此乐观，有人悲观。
我们身处一个旧世界在眼前崩塌的新时代，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我们目睹的种族灭绝暴行而彻底崩塌——无论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所做的，还是在黎巴嫩发生的惨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是欧洲早期反犹主义历史的产物，反犹主义最终酿成纳粹大屠杀，随后犹太人被迫离开欧洲，被安置在一片被视作“无主之地”的区域。这是典型的殖民主义逻辑——当地的原住民无关紧要。以色列由此成为西方在中东的战略前哨，获得了种种资源。我们一度把这些视作理所当然：30年前，我们相信以色列是一个努力建国的弱小国家，相信美国是民主的仲裁者，但如今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相。
那么问题来了，全球南方该怎么做？这就是为什么对话是如此重要，且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家领导人之间——后者自然很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也很关键，但我们更需要那些有助于我们摒弃过往的惯性，摒弃对民主、国际秩序崇高却空洞的理想主义期许的对话。
就像马克·卡尼在演讲中提到的，我们需要思考印度、中国、中等强国，能构建怎样的世界秩序。我们要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广泛的公平，阻止种族灭绝的发生？毕竟，现在这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纵容这一切，它不能成为世界的根基。我们需要新的秩序，这是我们需要把握的时代机遇。我们的领导人们准备好了吗——这是个开放式的问题，不针对任何国家——我们的民众准备好了吗？会有新的社会运动出现吗？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全球社会运动的年代，下一次新的浪潮会是什么？
我们有太多问题，却只有很少的答案。我们唯一能够确切知道的是，“世界”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它也可以是一种权力，被一系列如今我们看来是虚假的概念范畴所掩盖。
《文化纵横》：我们当然不想要新的霸权、新的普世主义，也不认为封闭的新相对主义有意义。现在我们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复强调共同构建新的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这似乎与您提出的“群岛式想象”的理念相契合。这对当下全球南方的知识工程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在何处、如何寻找新的公共性？
迪利普·梅农：我认为，谈及“新的普世主义“，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危险——我们经历过“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普世主义，目睹了它给世界带来的暴力。如今我们需要认识到，正如存在多种语言一样，也存在多种生活世界，它们必须彼此对话、相互学习。我们要尝试构建新的概念词汇，以思考自我、政治、伦理与关怀。
关于对国际秩序的想象，中国有“天下”的思想，印度有其他不同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并不是普世主义。回到毛泽东的话，就是“百花齐放”。应当有无数的观念彼此碰撞、相互对话，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重新联结——殖民前的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联结方式。当我们思考中国、印度、南美等国家与地区间的联结时，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群岛式”的联系。它并不基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的想象、对共同历史的重新思考主动构建的。我们之间曾经存在的彼此联结的历史，将成为新知识的根基，也就是“群岛式想象”（archipelagic imagination）——这并不是我原创的概念，它源自加勒比思想家埃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需要思考“民族国家”的本质。民族国家是非常晚近的产物：1949年的中国、1947年的印度、1960年的阿尔及利亚等等，都是20世纪的建构，而不是“自然”的存在，即使它们的历史可以各自追溯至远古时代。一旦我们能摒弃民族国家的思维——当然，这并不是在说不要领土统一——而是作为公民、个体，我们就能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意识到中国人与印度人、拉美人民、非洲人民有着诸多共通之处。我认为这正是中国当下向世界传递的愿景：并非帝国主义，而是知识与经济的合作。这也是为何西方将其视作威胁，因为它提供了另一种想象，而非另一种权力。想象的力量永远会胜利。世界是由此塑造的，反殖民运动也由此诞生。因此，超越民族国家、重新思考地理与人际联结的群岛式想象，才是前进的方向。普世主义已然失败，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造帝国时代。
《文化纵横》：说到“共同的想象”，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万隆会议时期，因为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期盼，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一度有着强烈的精神联结。您认为这种联结在当下能否重新出现？如果可以，会以何种形式呈现？
迪利普·梅农：是的，我认为这种联结依然存在，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印度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情感联结，中国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南部非洲的很多国家至今仍与中国保持着这种纽带。
但在当下，我们需要怎样的联结？我认为过去的历史显然是重要的，不过，放眼未来，我们都在努力思考的政治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摆脱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政治经济等级制，以及如何避免它对我们的思想的形塑。因此，我们要探索超越早期想象的合作形式，不仅是经济合作，还有政治合作。它应该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实现路径又是什么？这就是新兴的问题了。
我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当下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大量的经济基础设施由此涌现，甚至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层面——毕竟在非洲，许多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已然失败。中国的投入或者“在场”，为他们重建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这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全球层面多元联结的尝试。
《文化纵横》：“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您是说“一带一路”倡议吗？
迪利普·梅农：是的，还有中国在多个国家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公路、汽车制造等。比如南非2025年售出的汽车中，有50%是中国品牌，这是巨大的变化。对我这个学者而言，如果我想买一台豪华车，过去，我买不起配置齐全的德国车。但如今，中国的高端产品，无论是电车还是油车，配置都相当齐全，价格却只有德国车的三分之一左右。普通中产阶级的愿望突然得以实现。
这些小事正是未来的信号——南非的中产阶级家庭，既想要开配置齐全的大车，又关注环境议题，那他们就会选择比亚迪。这让他们在思想上重新定位，不再认为美国车、德国车最好；并且，在购买这款车的同时，他们也与另一个地理空间建立了联结，你明白吗？新能源、新地理空间、新的个人发展，在这里结合了起来。
我认识的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学习普通话，他们将其视作未来的语言。不管这会不会成为现实，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感受到了世界的变化，并以实际行动回应这些信号。我有两个朋友，他们五岁的孩子正在学普通话，要么在学校学，要么请私教。我问这些家长，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回答说：
你看，这是个就业问题，你想想，不止是我们的孩子这代，现在我们已经有太多受过教育的人没有工作。去西方，我们又面临种族主义、等级制等等问题。但还有中国，中国已经崛起为最强大的经济政治大国之一，孩子的未来或许在中国。
我并不纠结这是否属实，我关注的是人们想象的转变。
《文化纵横》：既然聊到了这个，事实上，中国有大量学者研究在非中国企业如何与当地社区互动，他们该做什么、怎么去做。很多学者注意到同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如何全面融入当地、成为当地的一部分，而不是封闭的产业园区或飞地。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迪利普·梅农：我明白你的意思。任何新事业在起步阶段都会犯很多错，需要时间磨合。如果带着既定计划进入一个地区，很可能行不通，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过去，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曾被认为与当地社会疏离，比如企业倾向于大量雇佣中国员工而非当地人，比如企业主认为中国劳工愿意一周工作七天，而当地劳工有不同诉求。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这类文化层面的误解、对工作与休闲的认知差异等，都不得不通过协商逐步解决，而这需要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情况已经与15年前不同，15年之后，或许又会有新变化。我始终对这些新项目抱有希望，因为它们并非旧模式的重复，没有沿用陈旧的假设。因此你说得对，我们需要观察中国在非洲的独特性。我在国际关系系任教，8年前，很多学生的博士论文题目会是“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新殖民主义吗”，而当他们深入具体地区，与当地民众交流后，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
他们会发现这不是在重复过去的模式——我们都经历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模式，但中国并不是它们的崭新翻版。我不断地告诉他们：去发现不同之处，而非相似之处，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现状。你看，当然也有许多问题甚至错误，但至少事情变得不一样了，对吧？我认为任何经济存在都不可能是绝对有益而毫无任何弊端的，摩擦必然存在。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Tsing）提出的“摩擦”（friction）概念在这里非常适用：它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它。
但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清晰、理性地思考其长期影响，而非简单断言“非洲过去被西方剥削，现在被中国剥削”——这种思考方式毫无意义。
《文化纵横》：所以，最终还是回归了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想法与日常生活的关注。
迪利普·梅农：是的，对我而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购买中国豪华汽车意味着什么”，是必须追问的重要问题。因为我知道，我开的车和朋友开的德国车一样高端，却不用花那么多钱，我完全负担得起。作为印度的中产阶级，我有房子，我有车子，这就是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了。甚至我现在还能负担起一些额外的奢华体验——你知道的，我可以和我的车说话，用语音来操控它做这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