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迟子建所著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小说以类似编年体形式，从1932年伪满傀儡政权出笼，到1945年随日本帝国主义战败而覆灭，每年一章共十四章内容，描绘了上至傀儡皇帝溥仪，下到走卒贩夫各阶层伪“满洲国”人的生活，勾勒出东北人民那段不堪回首的悲惨岁月。

应该说，迟子建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这部小说里不少人物性格鲜明，不少情节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然而，一个作家再有才华，如果试图写自己不熟悉的内容也会漏洞百出。

小说的漏洞主要出在书中那些日本人物和朝鲜人物的塑造上。

在迟子建笔下，有一个叫北野南次郎的731部队恶魔，书中写了他与一名“马路大”（日语“原木”的译音，指731部队开展罪恶的人体实验的受害人）之间怪异的感情联系。

我不是说日本侵略者中就绝对没有内心奇特者，但这只可能是例外中的例外而绝非典型；作为一部时代群雕式的巨著，写这么个人物是不妥的，真不如实实在在写出那些魔鬼的典型心理——压根不把“满洲”人（指中国人）当人，毫无心理负担地开展活体实验；并在其同胞面前以追求科学、为“国”效力来自欺欺人；或心存恐惧而又唯命是从，犯下令人发指的恶行。

小说还多处刻画了普通“满洲”人与普通日本人之间的交往：

女知识青年与日本男青年之间的感情瓜葛、中国纨绔子弟与日本女孩的情爱、日本孩子与中国客栈老板之间的忘年交、战败逃亡的日本开拓团员与中国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给人一种伪满社会确实存在汉日两族群众密切交往的错觉。如此耗费笔墨，在我看来无非是在诠释作家和平主义的执念罢了，是一种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事实上，在伪“满洲国”这个打着独立国家幌子欺世盗名的日本殖民地，是严格按民族属性把“国民”分为三六九等的，双重国籍的日本人是头等国民，而广大汉族人是三等国民，彼此生活在平行世界里，很少有平等交往、接触的机会。

很难想象一个从小接受“日本人是优等民族、“支那”人是劣等民族”教育的日本孩子，会对一个游手好闲的当地客栈老板心生好感并甜言蜜语喊其干爹，还一老一少成天混在一起，以至于这个日本孩子随父母被遣返后客栈老板伤心到一病不起；同样无法想象日本料亭老板夫妇得知女儿被当地当铺老板的儿子搞大肚子后会忍气吞声，导致那位当铺老板愧疚不已。

小说中还有个叫朴善玉的朝鲜女人，说是从朝鲜直接跑到中国关内嫁了个汉族老公，两口子又跑来伪满“国都”新京（长春）开了家亦朝亦汉的酱园，还生了个傻儿子。

其实呢，当时来到关内的朝鲜人很少，女人就更少了；而好不容易摆脱日寇魔爪，却还要拉着老公重投罗网的朝鲜女人，简直就是奇葩中的极品了。

多数朝鲜人第一步是先来到东北的，因语言、习俗等原因很少同汉族通婚；而日本殖民者也通过伪满傀儡政权，给予朝鲜移民虽低于日本人、但明显高于汉族人的待遇大加拉拢，试图扩大殖民统治基础，瓦解朝鲜人的民族意志、破坏汉朝两族关系。

我不明白，什么样的朝鲜女人不能写，可以是抗日女英雄，当然也可以是日本殖民者的顺民乃至走狗，作者却非要塑造这么个毫无代表性的平庸人物，真不知道意欲何为？

这也许只能归结于作者对当年那段历史缺乏准确把握能力，也压根不了解日本人、朝鲜人各自有别于汉族人的民族心理，笔下这两类人物只是自己的凭空想象而毫无真实感吧。

总之，《伪满洲国》一书在历史事实的把握上是有严重偏颇的，在特定人物的塑造上更是完全失败的。小说固然有不少出彩之处，但思想性和真实性上的不足绝非一句瑕不掩瑜就能忽略。

从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嗅到了一丝散发自某些原殖民地、半殖民地文人灵魂深处那股熟悉的卑微气息。